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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济南商埠的建立,和当时的国内大环境以及省内小环境是分不开的。先看国内大环境,战争后,觊觎中国市场的列强以不平等条约的方式,逼迫中国开放了一系列通商口岸,称为“约开商埠”或“约开口岸”。如第一次战争后,《南京条约》约定的“五口通商”,开放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；第二次战争后,《天津条约》《北京条约》等,又约开牛庄、登州、台南、琼州、汉口、九江、南京、镇江等十余个通商口岸。英、法等国不仅在此增设海关,收取关税,夺取中国利权,还在商埠内租借土地,享有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警察等本应属于中国的权力。烟台就是一个例子,开埠后设立东海关,税务司长期由外国人担任,中国对海关的管理权旁落。

　　为此,清政府深为担忧:如果各国都来中国设立商埠,政府如何应付?当时的有识之士也感叹:“一国数府,十国即数十府,岂非遍地通商?”既然对外通商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,与其被动挨打,为什么不主动设立商埠,将利权、事权、主权都收归名下?自主设立商埠,已成为自上而下的共识。1898年7月,光绪皇帝给各省将军、督抚的谕旨中,首先说明国际通例:“凡通商口岸,各国均不得侵占。”接着强调,以中国的现状,必须自开商埠:“现当海禁洞开,强邻环伺,欲图商务流通,隐杜觊觎,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。”山东掖县人、曾任工部尚书的吕海寰也呼吁:“中外通商以来,各国用其开通门户之策,每次议约无不索开口岸,争设租界。将欲杜外人之觊觎,保自有之利权,非实广辟商场,由我自行开辟,不足以筹抵。”

　　在奏折中,周馥、袁世凯以“一拖二”的方式,申请开辟济南商埠,并将潍县、周村两处作为分埠。济南商埠的优势,一是横、纵两条铁路干线即将在济南交会:“青岛建筑码头,兴造铁路,现已通至济南省城。转瞬开办津镇铁路(天津至镇江,后延伸至南京浦口),将与胶济之路相接。”二是原本就有黄河、小清河码头,水陆交会,“地势扼要,商货转输较为便利”。同时,潍县和周村“皆为商贾荟萃之区,该两处又为胶济铁路必经之道”,济南、青岛之间的货物运输必然要经过两地,应该作为分关一并开辟。

　　1914年2月2日,北洋政府下令龙口商埠开始筹办。商埠设立了兴筑公司(后改为完全商办的“龙口商埠兴筑股份有限公司”),筹集股款,负责各项建设事业。至1915年10月,界址已经划定:北起沙岗,南至龙口旧村栅栏门外,东至北皂庄大道,西至北大圈西岬。各项工程也次第兴办,龙口正式开埠,原有的旧式码头也进行了升级。1918年,在北大圈偏北一带建筑洋灰包铁筋(即钢筋混凝土)新式码头,预算大洋十二万元,于1919年7月31日竣工。

　　但是,济宁开埠颇费了些周章。1918年起,潘复、靳云鹗等济宁乡绅及工商界人士按照龙口自开商埠办法,发起筹设济宁商埠。1919年12月,向山东省政府递交了开办商埠的呈文。延宕多时后,1921年6月30日,外交、内务、财政、司法、农商、交通六部以及税务处提交了开辟济宁商埠的呈文,一是济宁自开商埠的必要；二是界址拟划定在东关、南关外一带地方,靠近津浦铁路兖济支线路车站；三是开办资金,拟先由财政部垫发国库券二十万元,以资应付；四是征税事宜,拟参照济南商埠成例。